2013-03-25

台灣對中國的「奪機」鬧劇

台灣對中國的「奪機」鬧劇

(管仁健/著) 





    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,中國民航自瀋陽飛上海的二九六號班機,被六名暴徒持械劫持飛往南韓,在首都漢城的春川美軍飛彈基地降落。這艘被劫持的三叉戟客機上,還有九名機組人員與包括三名日本人在內的九十六名乘客。

 

    消息一出,台灣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麻煩大了。當時南韓處心積慮地想與中國勾搭,但中國因為要拉攏北韓,始終不予理會。如今爆發劫機事件,又有日籍乘客,中國官方勢必要出面與南韓官方接觸。果然兩天之後,中國民航總局局長沈圖到了漢城,交涉人機歸還問題,等於促成了南韓與中國官方的正式接觸:而人機於五月十日平安飛回上海,也等於促成了南韓與中國的首次「直航」。

 

    從《東京公約》、《海牙公約》到《蒙特利爾公約》裡都明定,以暴力手段劫持民航機是萬國公罪。但兩蔣統治下的台灣,一切仍以政治思考。為了「反共」的神話,官方與媒體不敢說這是「劫機」,而必須配合政策,統一口徑稱為「奪機投奔自由」;至於在中國因犯案通緝而出此下策的卓長仁、姜洪軍、高東萍、王豔大、安偉建及吳雲飛等六名暴徒,則必須說是「六義士」。南韓當時以違反國際反劫機公約判處他們四至六年徒刑,台灣這邊群情激憤。激情一年後,南韓在台灣外交單位的積極活動下,才在一九八四年八月羈押他們一年三個月後,趁媒體忙著報導洛杉磯奧運時,提前釋放這六名劫機犯,並驅逐出境遣送到台灣。

 

    接回了「奪機六義士」,小蔣如獲至寶,不但立刻接見,盛讚他們「唾棄暴政的英勇壯舉」,還藉此勸勉國人「共產制度違反人性理性,自由與奴役不能共存」。而帶頭「起義」的卓長仁,也在抵台記者會上說:「我們來到中華民國的目的,就是要報效國家,沒有其他目的。如果中華民國政府和我國人民相信我們,那請看今後行動,我們將全力以赴,投入收復大陸、統一祖國這項偉大事件。」卓長仁的「今後行動」,果然在小蔣死後實現,讓全台灣灰頭土臉。

 

    為了「六義士」的來台,官方除動用了第二預備金,發給每人二百五十萬元以外,還安排年長的卓長仁在「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」專職,其餘的「五義士」則在世界新專和實踐家專就讀,並在公賣局、社教館等機關「帶職留薪」(就是免做事拿乾薪)。他們受到各界英雄式的熱情歡迎,紛紛捐獻慰問金,這種待遇是台灣小老百姓夢昧難求的。

 

    但「六義士」在對岸都是些什麼樣的貨色?特務與傳媒也不至於笨到完全不知,只是在「愛國有理、反共無罪」的最高原則下,大家爾虞我詐的來合演這場反共鬧劇。然而「六義士」卻始終覺得台灣社會虧欠了他們,因為他們認為開戰鬥機來台的共軍飛行員,比他們拿的獎金更多。

 

    「六義士」與之前那些為黃金而反共的「黃金黨」一樣,來台沒多久就將獎金揮霍殆盡。策劃者卓長仁在一九八八年元旦,與六人當中唯一的女性高東萍,於豪華的圓山大飯店席開二百桌結婚,場面盛極一時,但七個月後卻因曠職過多,被任職的研究機構停職;而他的大陸元配王玉春,也透過黨外國代吳哲朗,在台代打重婚罪的跨海官司,卓高二人因而被起訴,一九九一年一月被台北地方法院判決兩人重婚,處以有期徒刑一年,緩刑三年;但他們依舊無視法律尊嚴,公然在台姘居,還生下兩個非婚生子女。 

 

    阮囊羞澀的卓長仁,與另一位共同「奪機」來台,先被台北市公車處記過停職、又被世界新專退學的「義士」姜洪軍,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共同綁架殺害前國泰醫院副院長之子王俊傑,再對其家人勒贖。卓長仁被捕後,當年奉小蔣之命到南韓探望他們的情治官員,阿輝時代已任國安局長的宋心濂,生前持續關心本案,以致由一審、二審、更一到更五審,纏訟九年,直到國民黨下台,阿扁登基後的二○○○年九月才定讞。二○○一年八月十日,卓長仁在高喊「中華民國萬歲」與「中國統一」的口號下被槍決,「奪機六義士」的鬧劇終於結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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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台灣在戒嚴時代,對「大陸苦難同胞」鼓吹「奪機」來台,固然是謊話連篇;可是另一方面對台灣這邊的暴徒劫持民航機叛逃,照樣是連篇謊話。其實兩蔣統治台灣時,也出現過「奪機義士」(不,要說是劫機暴徒)。

 

    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凌晨,台灣爆發了歷史上首次的劫機飛往中國事件,但這架被劫的「民」航機,卻是專屬於一「民」,也就是全台灣只有他一個人夠資格唱〈哥哥爸爸真偉大〉的「人民」--老蔣的二太子緯國殿下。而參與「奪機」的三位「義士」,背景與那些自中國來台的「黃金黨」,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 

    當時是老蔣遷台的第七年,「一年準備,兩年反攻;三年掃蕩,五年成功」的口號,已經證明是全部落空。但是「十年生聚,十年教訓」的口號依然響徹雲霄,臥薪嘗膽、克難運動也在軍中貫徹實行。然而與老蔣來台前的大陸同樣光景,前方吃緊、後方緊吃,基層軍人連兩餐雜糧都難以吃飽,日軍留下的台北松山機場裡,卻有一個隸屬於民航局的奇怪組織「台北飛行社」。社裡有二十幾架「民航機」,專供大內權貴巡幸全國各地使用,而被劫持的這架賽斯納旅遊專機(A一七○A型),則專屬於緯國少爺。至於駕機投共的飛行員韋大衛,則是當時典型的「兵油子」。

 

    什麼是「兵油子」?就是長期在軍中而沾染了惡習的士兵。當年中國境內從各省軍閥,到「以黨治軍」的國軍或共軍裡,都有為數不少的兵油子,他們的「五大信念」就是:有飯就吃、有覺就睡、有女人就上、有仗就打、打不過就逃。兵油子不斷逃兵,又不斷改名(或冒名)到其他部隊當兵。那年代反正一來打仗就是會死人,二來長官也要「吃空缺」,所以兵油子領了月初的餉就「開小差」,在外面招搖撞騙不行了,又換個部隊領餉吃糧。但這是中國內戰下的特殊情況,像韋大衛在台灣這種沒戰爭的地方,還能在陸海空三軍都輪流吃糧開小差,國軍來台時的軍紀如何,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 

    韋大衛是廣西壯族人,一九二九年生於桂林,三個叔叔都是國軍飛行員,因此從小就嚮往飛行,但三個叔叔卻先後殉職,以致父母反對他當空軍。一九四九年七月,國軍在廣州撤守前,以「陸軍騎兵學校」為名義招收學員,韋大衛考上後在八月二十三日,與同學們從黃埔港乘「惠民輪」來台,但沒料到這只是老蔣「拉伕」的騙局,船一到高雄,他們就被押送到鳳山,編入八○軍三四○師充當二等彈藥兵,然後又調到紅毛港。韋大衛在這裡開了小差,往南逃到了屏東,進了空軍十一大隊。

 

    在空軍待了一段時間,他又開小差回到高雄。遊蕩一段時間後又進了海軍,被分派到二戰後自美接收的「八艦」之一永泰艦,但沒多久他又厭膩了海上生活,一九五二年再次開了小差,回到空軍,半年後竟成了飛行員。

 

    這時老蔣在軍中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整肅,韋大衛因逃兵前科被調到台北司令部監控,接著與其他七名同學竟因匪諜罪被轉送台南空軍監獄,再押往火燒島(現改稱為綠島)管訓,幸好其中一位同學有後台,將七人保出,其他六人都回到空軍服役,只有韋大衛來到民間,靠同鄉介紹進了這個不軍不民的台北飛行社工作。

 

    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淩晨,韋大衛利用機場值班人員換哨時,與台北市警局雇員翟笑梧、陸軍總部士官梁楓,自台北松山機場劫持蔣緯國的旅遊專機叛逃,國軍出動軍機追趕不及,韋大衛成功迫降於福建南安境內,獲中國頒發八千元獎金,不但福建軍頭葉飛設宴款待,毛、周、鄧、彭等領導人也相繼接見,成了傳誦一時的回歸英雄。

 

    但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,韋大衛卻因「七三一案」被捕,繫獄七年後,又在一九七四年十月越獄,而且逃到了北京,在葉劍英保護下安享晚年。文革結束後,妻子薛蓮莉帶女兒去了美國,他則再娶靳玉珍,並出任「花瓶黨」民革中央祖國和平統一促進委員會副主任,以及連任第七、八、九屆全國政協委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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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韋大衛劫持的「民」航機,因為機上的兩位乘客也是共犯,而全民勒緊褲帶來成就老蔣反攻大夢時,二太子擁有旅遊專機的消息也不宜曝光,所以情治機關與媒體高層將本案淡化處理。八年之後,台灣爆發了民航史上真正第一次,以及至今仍是傷亡最慘重的劫機事件,但老蔣為了塑造台灣是民主富裕的天堂,中國是極權落後的地獄,以及反攻基地裡萬民擁戴的神話,自由寶島裡怎能有人想劫機投奔中國呢?只好將這起空難歸罪於航空公司的「駕駛疏忽」。要談這起劫機事件,就必須先從被老蔣栽贓是「禍首」的民航公司說起。

 

    二戰之後中國有中航、央航及民航空運隊等三大航空公司,老蔣遷台時僅有民航跟隨,而中航、央航則從上海將數十架飛機陸續移至香港,但中航總經理劉敬宜及央航總經理陳卓林,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早上,指揮十二架飛機從香港啟德機場飛往共軍控制的地區,在香港及海外辦事處的員工也發表聲明投共,並陸續回到「匪區」復員。老蔣擔心統治香港的英國政府承認新中國後,會將兩航香港還剩下的數十架飛機還給中國,讓共軍渡台更方便,只好緊急將飛機產權移轉給陳納德主持的民航,成為美國人的資產,再根據這個理由請民航出面打國際爭產官司,要求扣押這些飛機。

 

    雖然老蔣已是「賤賣」兩航,但民航營運狀況本來就不佳,陳納德的個人財力也不足,買下兩航後,本來寄望官司勝訴後,收回的飛機可以營運或販售,不料這些飛機滯留香港啟德機場多年,缺乏保養維修,收回時已鏽蝕不堪使用,只能拆換零件與當廢鐵來賣,因此民航的資金周轉始終難以脫困。幸好美國中情局入股,把空援印尼反蘇卡諾叛軍、西藏反中國叛軍,以及對中國的滲透等官方不便出面的「特別任務」,全都給了民航,這家公司才得以存在。可惜後來中情局又將位在台南機場的維修部獨立為亞航,把特種任務部份獨立為美航,所以民航在發生空難時,營運又日漸困窘。

 

    一九六四年六月,第十一屆亞洲影展在台北舉行,各國的知名影星,尤其是遠道由好萊塢而來的威廉荷頓,以及馬來西亞的華僑富商陸運濤夫婦都來台赴會。六月十八日晚上影展結束後,十九日起與會貴賓赴島內各地觀光。陸運濤夫婦對老蔣從北京故宮搶運來台的文物很有興趣,當時台北近郊士林的故宮博物院尚未完工,陸運濤夫婦就希望專程到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倉庫,參觀這批文物。

 

    二十日上午,陸運濤夫婦由台製廠廠長龍芳、國泰電影總經理夏維堂、省新聞處長吳紹璲及行政院新聞局聯絡室主任廳耀奎陪同,搭乘民航B九○八號環島班機前往台中。出發前他還在圓山大飯店訂下麒麟廳及金龍廳,預備當晚回台北後,宴請包括行政院長嚴家淦在內的六百多位貴賓。威廉荷頓原定二十日返美,因而十九日已去過了台中,躲過這場大劫。

 

    當時民航班機就像縱貫線的對號火車一樣,早上由台北起飛,在台中降落後再飛台南,然後再跨海飛澎湖馬公;這時飛行員及空服員們下機休息,下午兩點鐘再起飛循原路飛回台北。當天的正駕駛是空官二十四期的林宏基,副駕駛是空官十期的龔慕韓。十七時三十五分自台中水湳機場起飛後,另一架空軍救護中隊的直升機正在附近執勤,發現這架C四六起爬升一千多呎時,就突然轉向往南飛,接著又往西飛,又猛然轉向北飛,最後就在直升機飛行員目視下,於神岡鄉三村里稻田內墜地爆炸。直升機飛行員馬上轉往失事現場降落,現場唯一存活人士,是一名地面被飛機爆炸破片擊傷的小男孩,其他則沒有任何生命跡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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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神岡空難發生後,立刻震驚海內外,一來這是台灣首次民航機空難,五十七名乘客(含二十名外籍)與機組員全部罹難,尤其陸運濤夫婦的猝逝,造成台港兩地電影界極大震撼,年底的金馬獎也因此停辦。二來失事現場管制不嚴,附近民眾蜂擁而來撿拾罹難者財物,而機上又有許多美軍顧問團與中情局人員,美國大使館擔心機密文件或物品外流,派出駐台空軍武官趕赴現場勘查。結果他在現場殘骸中,發現了一本很厚的二戰時期美國海軍《雷達識別訓練手冊》,而書的中間挖空成一把手槍的形狀。

 

    美軍武官發現這本書後,中央社與《聯合報》等報社記者,立刻上前拍照存證,現場的治安人員制止不及,只將書收走。接著在駕駛艙附近的殘骸中,又發現了一把編號一八六六一一二的四五口徑手槍,而飛行員林宏基的屍體從殘骸中被挖出時,右頰有個小洞,左半邊的臉則被炸掉一半,顯見是在近距離遭槍擊。另外駕駛艙內也發現一件撕爛的卡其布上衣,上面有著海軍中尉的肩章,根據衣服撕裂的情形判斷,應是劇烈扭打時被撕爛的。當飛機左發動機被吊起來之後,又發現另一把編號一六九八九二二的四五口徑手槍,同時也發現了另一本中間也被挖空成手槍形狀的雷達手冊。兩本手冊都有澎湖海軍第二造船廠圖書館的借書卡,借書卡可看出借書人是「曾晹」,借書日期是在一星期前。

 

    另一方面,在澎湖的民航公司女售票員指證,空軍每天下午有一班飛機自馬公直飛台北,軍人及榮民都可申請免費搭乘,但三十八歲的湖南籍海軍中尉曾晹,與四十八歲的海軍退役軍官王正義,捨棄免費直飛的班機,偏要購買經台南、台中再飛台北的班機機票。而民航公司在馬公機場的地勤人員也指出,曾晹及王正義兩人下午一點半鐘,與其餘二十六名旅客依序登機,手裡都拿著一本厚重的英文書籍。但當時機場裡並沒有金屬偵測器,軍官登機前也未搜身,這些證據都明白顯示,兩人選定陸運濤所坐的班機,是想劫機萬一失敗時,還可以挾持他來作人質。但空軍出身的兩位飛行員,寧死也不肯飛往匪區,最後暴徒選擇全機同歸於盡。

 

    儘管劫機事證如此明確,媒體與民航公司雖不敢直說是「劫機」,可是那張被挖空成手槍形狀的雷達手冊相片,以及飛行員頭部遭槍擊的報導見報後,全國人民都已心知肚明。六月二十七日民航公司董事長王文山,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答覆質詢時,還亮出這張藏置手槍的書本照片,交由委員們傳閱,中央社記者陳侃聲也拍攝了下來。但老蔣為了面子,硬是要民航局睜眼說瞎話,駁斥有任何劫機可能,而將失事責任推到民航公司身上,就連依法召開的失事審查委員會審議結果也說:「該機左操縱線有嚴重磨損痕跡及左螺旋槳轉數超速現象,顯見維護有欠週到,駕駛員亦有措置不當之跡象。」民航空運公司裡的美籍員工聞訊後非常氣憤,因為這樣不但保險不理賠,公司還要倒貼賠償罹難者,所以上書美國國務卿魯斯克,希望美國政府能出面解決。

 

    但劫機事件老蔣已在台灣定了調,美國國務院為了情治單位對中國的特種任務,還需要老蔣的配合,竟反過來勸民航公司以大局為重,別再提劫機的事了。據空官十八期曾在民航公司任職張崇斌回憶,陳納德將軍夫人陳香梅女士,也出面拜託美籍職員閉嘴,因為公司的營運還需要老蔣支持,連大股東中情局自己都不吭聲,民航公司只好將這個黑鍋揹起來,導致日後黯然離開台灣航空市場。

 

    在這次劫機造成的空難裡,監察院交通委員會郝遇林、馬慶瑞兩位委員也趕來湊熱鬧,提糾正案「為民航空運公司客機,因維護欠週,駕駛員措施不當,失事墜毀,造成全機五十七人罹難之嚴重慘劇,交通行政當局對該公司平時姑息,疏於監督,致肇禍端,民航法令疏漏陳舊,不能與時代併進隨時增修,易生危險,亟應改善,特依法提案糾正。」

 

    不過話說回來,民航公司的飛安紀錄也甚差,創業時的機師都是戰後滯留中國的美軍飛行員,技術一流,但紀律與日後國軍飛行員組成的華航類似,把民航機當戰鬥機開。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六日,民航公司唯一的那架波音七二七型噴射客機「超級翠華」號,從香港飛抵松山機場降落前,在台北縣林口山區墜毀,造成二十一人罹難,調查結果當時竟是美籍機長的朋友在駕駛 (雖然這位朋友也是飛行員)。林口空難為民航公司敲了喪鐘,原本代表台灣的國家航空公司地位,被國軍新組成的華航取代。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後,大老闆中情局決議解散民航公司,民航公司就此走入歷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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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下午五時十五分,華航從高雄飛往香港的七三七班機在降落前,距啟德機場約六浬的二萬呎上空時,客機上的機械士施明振,以剪刀威脅正駕駛高志賢與副駕駛龔仲康,將飛機駛往廣州白雲機場,正副駕駛不從,施明振就在駕駛艙內揮動剪刀,向正副駕駛襲擊,正駕駛左額受傷,副駕駛胸部及腳部受傷。但正副駕駛受傷後,仍奮勇搏鬥,使暴徒未能得逞,而由機上的便衣警衛鄭良將其擊斃。客機降落啟德機場後,另有兩人遭香港警方逮捕,但警方拒絕透露他們的身分及逮捕原因。正副駕駛則被迅速送往香港伊麗莎白醫院急救,檢查後並無大礙。

 

    這是台灣媒體有史以來,在媒體上首次報導的民航機劫機事件。然而卻是因為劫機地點在兩蔣勢力範圍所不及的香港,當地媒體事發當時就報導是劫機了,但台灣的情治機關與華航高層,管你香港怎麼報導,他們起初只比照十四年前神岡空難,還想在台灣關起門來搞愚民政策。一開始竟然說是:「機械士施明振與機長高志賢發生衝突,繼而互毆,隨後副駕駛龔仲康也加入鬥毆,正副駕駛都受了傷,施明振因傷重送醫不治死亡。」

 

    把劫機淡化成互毆,情治機關與華航高層天真的以為可以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。但問題是「互毆致死」這種荒謬的說法,卻惹來更大的麻煩,因為他們無意間觸及了台灣內部最敏感的族群問題。空軍退役高官把持的華航,就跟兩蔣政府裡的組成一樣,裡面拿高薪的管理階層與飛行員,都是空軍退役,甚至客艙裡的空服員,反正白領階級幾乎都是外省籍;僅有少數機械士等「黑手」,才會讓本省人擔任。

 

    像這艘出事的客機裡,五十八歲的機長高志賢是河南洛陽人(空官十五期),四十九歲的副駕駛龔仲康是江蘇崇明人(空官三十五期),開槍的三十八歲便衣警衛鄭良是山東樂陵人,身高一七八公分,體重七十公斤,在嘉義讀高中時得過拳擊冠軍,服役時擔任總統府侍衛,退役後任職四四兵工廠,一九六九年進入華航擔任空勤,這三人都是外省籍。

 

    至於被擊斃的三十四歲機械士施振明是台灣彰化人,在七個兄弟姐妹裡排行老四,家住在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一棟四層公寓的三樓,台北工專機械科畢業,一九七四年與楊垂映結婚,兒子三歲,女兒一歲多。原本在台電工作,因成績優良派往新加坡研究發電工程,一九七七年七月才轉任華航儲備飛航機械士。

 

    劫機行為在一九七○年代起,因為巴勒斯坦游擊隊與日本赤軍旅的多次犯案,各國都針對這一行為制定專法、並科以重刑。然而眷戀權位的情治與華航高層,當劫機消息在香港曝光時,還想用「互毆」來淡化劫機。但這些外省權貴顯然是長期執政後,大腦逐漸退化,說謊的結果變成了前門拒小狗,後門進群狼,坊間就以華航這個「互毆」版本來發展謠言。什麼駕駛艙裡一個外省人與一個本省人打架,另一個外省人也來幫忙圍毆本省人,本省人拿了一把剪刀自衛,外省人機長就叫客艙裡的外省人警衛進來,開槍殺了本省人。沒過多久,這種三個外省人打死了一個本省人的故事,就在坊間迅速流傳開來,成了二二八事件以後最勁爆的族群衝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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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戒嚴時代法官判案的自由心證,經常強調「案重初供」,但警方或那些什麼調查局警總之類的情治機關,往往抓了人就先好好「招待」一下,所以在實務經驗裡,「初供」往往是屈打成招的冤案源頭,大家對法庭裡「初供」的公信力也消失殆盡。但是對媒體又不同了。像民航公司的神岡空難,一開始媒體把挖空成手槍形狀的原文書照片、駕駛員屍體的頭上有槍傷等劫機證據,報導得非常詳盡。偏偏上面政策一轉,要對「劫機」的說法消毒,戒嚴時代的媒體與民航公司一樣,也都是兩蔣政權所豢養的,要靠皇恩浩蕩才有生意可做,當然也樂於配合,於是方向一轉,駕駛員身上沒火藥反應了,手槍無擊發現象了,大家煞有其事的抨擊民航公司與駕駛員,前幾天報導的內容,好像從來不曾出現過。

 

    有了這種經驗,台灣老百姓也學乖了,對媒體報導劫機案就是要「案重初供」,只要看他們一開始報導什麼,真相就大概是什麼。不然等情治單位一開始「關心」,對案情指導了「播報方向」後,接下來就只剩下口號與謊言了。

 

    不過這次華航在香港的劫機案,就完全不適用對媒體「案重初供」的經驗法則了。因為一開始「只是互毆」的官方說法,捅穿了台灣更麻煩的族群問題,即使後來情治機關不敢再遮掩劫機的事實,放手讓媒體自由報導。但無論再怎麼修改,一開始說了謊,後來想彌補也就難了。

 

    從一開始的「互毆」事件,直到被情治機關定調為「劫機」後,媒體趕緊訪談其他先返台的機員與前排乘客,以及在香港醫院養傷的正副駕駛,不但巨細靡遺的報導劫機過程,正副駕駛與警衛,也從口角打架、持槍殺人的疑犯,變成了臨危不亂、忠黨愛國的反劫機英雄。

 

    為了證明死者施明振是劫機暴徒,華航董事長司徒福還親自出面召開記者會,把施明振犯案前向國泰人壽投保的一百萬元三個月期意外險,還有本來想投保人壽險及旅行險,卻因血壓太高與空勤是高危險工作,沒被保險公司接受,當作「預謀劫機」的準備動作。另外還公佈一張施明振被格斃後,香港警方從他身上搜出用英文草擬的計劃書影本,這張長約十五公分、寬約十公分的紙上顯示,預定劫機的目的地一是汕頭,二是廣州,並註記其他飛航資料。

 

    但華航老董親自召開的記者會,外加媒體舖天蓋地的報導這是「劫機」,仍無法斷絕民間言之鑿鑿的傳言,就是有人要選擇相信這是「互毆」。立委鄭水枝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質詢時說,外傳這次劫機不是政治因素,而是華航高層對不同省籍的員工,有不公平的待遇,造成本省籍的機務士情緒不好,與駕駛發生了衝突,因而他促請政府澈底查明劫機事件的真象,公諸於世。也有人質疑既然劫機者只有一人,武器又只有剪刀,警衛有槍,其他男性空服員為何不一起制服暴徒,卻由警衛一槍畢命,現在死無對證,莫非另有隱情?

 

    島內謠言滿天,外國媒體在報導本案時,也是說法不一。《路透社》十二日自香港報導:「施明振在空中攻擊其同僚的動機為何,今天疑雲加重。香港警方原說這次事件是劫機企圖,但現在卻說,他們對施明振的動機『未有定見』。警方雖證實他們在施明振身上,發現一張寫有降落計劃的小卡片,但又說『它不是週詳的劫機計劃』。警方強調施明振是機務士,身上帶著這種卡片可能很正常。」同一天《美聯社》自香港報導則說:「香港警方似乎不完全相信施明振企圖劫機的說法。」香港本地報紙《南華早報》則說:「在施明振身上發現的所謂劫機計劃,可能只是自繪的飛行圖。」顯然外國媒體也都認為這次事件並非單純的劫機。

 

    為了證明施明振真的是劫機,國民黨的《中央社》十九日報導「施明振在新加坡期間已被中共收買,同時中共對於騎劫華航失敗曾進行內部檢討。中共因香港左派對該事件之宣傳處理不當,已召回一名在港負責統戰的爪牙參加該項檢討。在檢討中還透露,施明振這類人沒有什麼政治意識,有錢有利即可輕易拉攏。」

 

    另外在三月二十五日華航公佈的<空中反劫機經過調查報告>裡則說:「施明振在華航服務一年餘,調服空勤僅兩個月,各單位對他的考評大致相同,認為他『個性內向,不太合群、心胸狹窄、幻想多疑、不明事理、自卑偏激』。且早就收聽匪偽廣播,劫機已有預謀。」

 

    華航的報告讓人很不解,為何公司要讓一個「個性內向,不太合群、心胸狹窄、幻想多疑、不明事理、自卑偏激」的機械士擔任空勤?不過華航當時內部的省籍問題,與兩蔣政府裡的問題可說是一模一樣,劫機事件的追查,也就只能跟著最高當局的決策而不斷修正。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六日,這架編號B一八七○的七三七客機,在澎湖馬公機場重落地拉起重飛後墜海,機上十三人全部死亡。八年前的這齣劫機鬧劇,就在人死機毀後,消失在大家的記憶中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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